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企业对于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的需求不断增加，人力资源外包市场在近30年来不断蓬勃发展。通过人力资源外包，企业可以降低人力成本，实现效率最大化，从而更加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然而，在享受人力资源外包各种好处的同时，其中的风险也绝不能忽视，其中最重要又最容易出现的就是道德风险。
服务商的选择是人力资源外包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服务商选择不好，不但难以享受到外包带来的利益，反而会给外包企业带来风险，导致企业成本不降反增。服务商选择的风险主要包括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和服务商的规范化经营、专业性的风险等。
典型的道德风险：欺骗客户、通过恶意隐藏社保政策信息抬高相关费用
案例：2010年3月29日，浙江一家人力资源公司与一家外资公司签订了《人事服务合同》，合同约定由人力资源公司为外资公司提供人事服务，主要事项是为外资公司的职工代缴温州地区的社会保险费。自合同签订以来， 外资公司按约定履行合同，按照人力资源公司提供的缴费数额向其转账付款。合同一直延续到2011年8月，双方协商终止。但合同终止后，外资公司了解到，根据温州市社保政策的有关规定，农村户籍的劳动者与城镇户籍的劳动者其社保缴费标准是不同的，城镇户籍的社保缴费额略高于农村户籍。但是人力资源公司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准确、全面的告知外资公司温州社保政策的具体内容，而是恶意隐瞒了相关信息。在核算社保费时，也并没有区分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而是均按照城镇户籍的缴费标准向人力资源公司收取社保费，多次对外资公司进行欺骗，导致外资公司在整个合同期内多向人力资源公司支付代缴社保费19000多元。
外资公司委托人力资源公司提供的人事服务，是受了第三方公司的人事委托，即相关的社保费用最终是由第三方公司支付的。 外资公司在了解到温州市相关社保政策真实信息后，为维护客户利益，第一时间与第三方公司沟通，将多收的款项19000多元退还给第三方公司。但是在与人力资源公司联系返还外资公司相关款项时，虽经多次协商，却无任何结果。加上人力资源公司此前的恶意隐瞒和欺骗， 外资公司因此起诉至法院。
2013年8月26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人力资源公司返还外资公司代缴的社会保险费19471元。并支付外资公司相应的利息； 人力资源公司支付外资公司公证费3000元； 人力资源公司承担相关的案件受理费。
在这一案例中， 人力资源公司的行为即构成典型的道德风险，通过恶意隐瞒相关的社保政策信息而故意抬高相关费用，将多收的费用尽入囊中，虽然增加了自己的利润，却给客户增加了成本，损害了客户的利益。 外资公司方面，既是服务商的客户，同时自己也是企业的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商，在发现自己所委托的外包服务商存在道德风险后，第一时间和客户沟通，并返还了多收的费用，体现的是时刻维护客户利益的企业原则，以及对客户的诚信。
信息不对称极易导致道德风险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很难对服务商的背景、资质有准确的了解，而真实的水平往往在过程中才能被准确评估。也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服务商完全有可能向企业提供不充分或虚假的信息，从而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逆向选择主要表现在企业选择了存在信誉欠佳、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不强、资金不足等全部或部分缺陷的服务商；道德风险则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源外包后，服务商可能会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而出现违反道德的行为。这些都会给企业带来极大的风险。
具体类别来看，道德风险包括隐藏信息导致的风险、以及隐藏行为导致的风险。隐藏信息导致的风险包括：误导成本信息导致的风险，和不使用优秀员工和最新知识带来的风险。误导成本信息，即企业选定服务商后，服务商为了增加利润可能会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来隐瞒或故意误导成本信息从而抬高成本价格。不使用优秀员工和最新知识，即服务商为了降低成本，可能不使用其最优秀的员工或最新的知识，这将使外包效果大打折扣。
隐藏行为导致的风险，包括放松管理导致的风险、不尽心工作带来的风险、刻意破产导致的风险。放松管理，即服务商故意放松对项目的管理以拖长工作时间，要求企业支付更多的劳动报酬。不尽心工作，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源外包项目大部分很难准确预估劳动时间，服务商可能会利用这一点故意不努力工作、延长项目时间。刻意破产，则是有些服务商在签订了服务合同并得到了大部分资金后，可能故意宣告公司破产而使外包合同中断，使企业蒙受损失。
企业在外包过程中要注意参与和监控
可见，在选择外包服务商时，应当从公司实力、客户群体、专业背景、客户口碑等方面综合了解，针对所要进行外包的内容，选择专业可靠的服务商。特别是客户口碑，作为在传统的信息渠道的补充非常有帮助：通过曾与服务商合作过的客户的反映，可以更加客观地了解该服务商的水平资质。
此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在外包过程中的参与和监控也不能忽视。不断的参与，可以保持和提升企业自身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使人力资源管理者从外部专业机构的交流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避免人力资源职能的边缘化，同时更好地行使其战略方面的职责。而有效的监控，则需要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就约定企业对服务商的监管力度和干涉力度，在给予服务商一定的活动空间和权限的同时，应定点定时、阶段性地对其进行监督抽查，时刻关注外包过程中的变化，及时纠正出现偏差，进一步防范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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